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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13

    英雄伟业转头空,惟有往事待追忆

     

    本报记者 王珏磊 发自上海

     

    27日,上海黄埔同学会亲属联谊会操办了情意浓浓的庆元宵联欢会。一百多位黄埔后人雅集一堂,歌之舞之,吟之诵之,同喜同乐,同庆同贺,宛若一家,颇得“亲爱精诚”之黄埔精髓。今年恰逢黄埔军校建校85周年,黄埔老人大多已风流云去,当年的英雄伟业、是非成败都已“转头空”,惟有“青山依旧在”,往事留待后人追忆。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当年的豪迈情怀,激励多少黄埔学员投身革命,抵御外侮,立下赫赫战功。而今,历史并未化为烟云,黄埔血脉在后人身上得以延续,黄埔精神也一脉传承,对先人的缅怀与探寻,亦从未停止。

     

     

    方先觉之子方庆中:父亲常叹“后半辈子白活了”

    冬日的玫瑰园,理应有它的凄楚与愁绪,毕竟,这是一个长眠与追忆的悲怆空间。原本轩敞典雅清亮的大楼,也洇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色彩。房间里点着悠悠的檀香,努力地驱除从侧畔的垃圾处理场偶而飘来的臭气。玫瑰园的投资者方庆中手中燃着一支细细的爱喜烟,略有失神地坐着,谈起父亲方先觉,他忍不住伤感,眼里隐隐泛起泪光。方先觉这位黄埔三期生以衡阳保卫战而声名大噪,却也因终局的被迫投降而自我亵渎,常自喟叹“惟欠一死”,这样的悲情与郁闷,亦丝丝缕缕地传染给了后人。

    父亲在幼年方庆中的记忆中,惟一幕印象最深:高大的父亲一动不动地枯坐着,手指间燃着一支烟,也不去吸,任由它兀自燃至烟蒂,烧痛手指。他常常就这么整晚坐着,少有一言。有时候,他会对妻子慨叹:“我这后半辈子是白活了。”沉痛至极。

    所谓“白活”,根源还是在于惨烈的衡阳保卫战。那是一场被傲慢的日军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本应为方先觉赢得荣誉,而不是惭愧和耻辱。19446月下旬,约10万日军大举进攻战略要地湖南衡阳,意图“打通大陆作战”,扭转太平洋战场急剧失利的厄运。方先觉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禀蒋介石命令:守城10天。但,事实上这支仅18千余人的队伍,对抗数倍于己的顽敌,在毫无支援的境况下,竟然坚守城池47天,88日,在仅剩千余名战斗兵员、人亡城破的绝境中,方先觉以“保证生存官兵安全,保证伤兵得到救治”为绝对条件,与日军谈判停战,投降日军。此一役,第十军伤亡15千余人,而敌军伤亡三倍于此,大大延缓了日军的作战进程,最终导致东条英机军人政府的垮台。方先觉被日军监禁数月后,设法逃脱,潜回重庆。方先觉及属下师长各获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但却因其投降日军的惨淡终局,让方先觉终身抱愧,自觉“惟欠一死”。

    在方庆中眼里,父亲并不严厉,他只是严肃而沉默,严肃至极,沉默至极。种种往事,方先觉缄默如古井。1949年,方先觉随国民政府败走台湾,终其后半生,他的13个子女,从未听到父亲谈论其军旅生涯,和那场彪炳史册的衡阳保卫战。方庆中对衡阳保卫战的了解,都是来源于书本报章,或是兄弟姐妹间的谈论。作为衡阳保卫战的主帅功臣,方先觉从此失语。

    许是“鸟尽弓藏”的缘故,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对这班战功卓著的将军们颇不“仁义”,一律雪藏、“靠边站”。而方先觉的“被贬”,早在衡阳保卫战后就已见端倪——“从衡阳保卫战之后,父亲终身只担任副职,37集团军副总司令、27集团军副总司令,在台湾做过‘澎湖防卫副司令官’、‘第一军团副司令官’,‘第六军团副司令官’,等等。”年过花甲的方庆中,话音里无限苦涩。

    父亲对军旅生涯也不再热心。方庆中记得,自己初中毕业后,因为艳羡空军仪仗队的神气,报考了空军学校。甫入学,父亲一个电话打来:“你回来一次。”归家,父亲第一句话:“你明天就去办退学。”第二句话:“在现在的台湾,做一个军人有前途吗?”

    听话的方庆中去退了学,重新考高中。现在,方庆中在父亲的话语中,体味到父亲否定自己军旅生涯的凄楚况味。

    日常生活也变得很艰难。在方庆中的记忆里,一大家子人口,只是靠父亲的一份薪水和一份“眷粮”度日。兄弟姐妹们考上大学,得靠自己打工赚学费。

    然而,生活的窘迫与方先觉近乎自虐的自我诅咒与否定,并不能湮灭方庆中渐生渐长的荣耀感,他为父亲而荣耀,为身为父亲之子荣耀。尽管父亲拒绝家人的叩问,方庆中还是找到了各种关于衡阳保卫战的资料,力图去拼接、去还原父亲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初,方庆中甫来大陆经商,即四处寻觅毛泽东像章,缀于衣襟,至今依旧。只因为毛泽东于1944812日,衡阳城破后四天曾题词:“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为此,方庆中铭感不已。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方庆中赴衡阳,有衡阳的老百姓握着他的手,表达对方将军的感激与怀念,方庆中激动而宽慰。而方先觉自己已无缘得见,终身未曾再踏上这块浴血之地。在台湾的寂寞晚年,他只是写写字、打打太极,散淡度日。有时思念家乡,谈起小时上学的学校,辄泪流满面。1983年春节的一个晚上,方先觉忽唤家人:“把窗打开”,旋又咕哝几句,便溘然去了。

    2003年,方庆中在上海投资建造玫瑰园。身为黄埔后人,亦为感怀先辈,方庆中在园中辟一处,由张灵甫将军夫人王玉龄题名“黄埔园”,专作黄埔学员及直系亲属埋骨之所。大厅中亦另设一室,名曰“黄埔纪念馆”,用作壁葬,张灵甫将军衣冠冢即奉于此。“黄埔纪念馆”大门原样拓剥当年黄埔军校校门,左右两侧镌刻那幅著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正对大门有中山先生铜像,上方是黄埔校训“亲爱精诚”,为蒋介石手迹。

    园中,方庆中倩人塑了一尊“父与子”雕像,身着戎装的方先觉将军,揽着孩童时期的方庆中肩膀,父子二人齐齐凝视前方,目光深远。不远处,是2003年在上海去世的母亲周蕴华的全身塑像。方庆中将对父母的思念艺术性地凝固在了此处。

     

     

    张灵甫遗孀王玉龄:凄凄往事怯重温

    在上海玫瑰园的壁葬大厅内,有一尊黄埔四期生张灵甫将军的壁葬。这是现居上海的张夫人王玉龄女士为夫君构设的衣冠冢,壁上镌有王玉龄撰写的诗:“当年有幸识夫君,没齿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1947年,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将军在山东孟良崮战败自杀,身后弃下年仅19的妻子,与刚出生10天的儿子。6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红颜已然青丝变白发,爱情与忠诚却执著地跨越时间的长河,相伴王玉龄的一生。

    81岁的王玉龄现定居于上海长宁区的一幢公寓内。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但却难掩当年的美貌,待客时,她仍然淡扫妆容,克尽礼数。她终身未曾再嫁,以60年的孤寂与思念来诠释爱情的定义,令人伤感且动容。

    当年理发店的一个眼神,铸就了漫漫情缘。1945年,王玉龄17岁,尚是未谙世事的花季少女,张灵甫42岁,已是“抗日铁军”国民革命军第74军副军长,在武汉保卫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之战、湖南芷江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那日,在长沙北正街的一个理发店内,张灵甫首次在镜子中凝视部下为自己物色的这位王小姐,王玉龄却娇慢地横了他一眼。这一眼让张灵甫心旌摇曳,后来,他告诉王玉龄:“如果你当时对我笑,我就不会追你了。”

    而后,便是“意在沛公”的餐聚,与不显山露水的故意接近。嗜读历史的张灵甫给王玉龄讲了很多历史故事,王玉龄渐渐地觉得他很可靠,虽然年龄落差25岁,却毫无代沟。

    一两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起初,王玉龄的母亲并不同意这桩婚事,因为“军人的生命没有保障”。但,在王玉龄伯父、伯母的支持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南京,他们构筑了一个彼此都很珍惜的温馨的家。那时,已升任74军军长的张灵甫白天驻扎在城外,但凡进城,哪怕仅五分钟空闲,也要拐到家里看看妻子,喝杯茶再走。张灵甫对人说:“我讨到了一个好老婆,我讨饭她会帮我拿饭碗。”

    好日子短暂易逝。朝朝暮暮的亲密时光只延续了一年,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张灵甫又上前线。但每天,都会有电话、电报发回家。王玉龄和张灵甫设立了专用的密码。在前线,话务员接到电报会意一笑,张灵甫就知是妻子发来的。战斗告一段落,队伍进入修整期,他会派人将王玉龄接来,小聚几天。战斗越打越深入,王玉龄也就越来越难睹夫君。“有时,他会先接他人家眷去前线团聚,然后才轮到我,我当时还不高兴,后来才明白他的苦心,先人后己,他什么都想到了。”王玉龄用“了不起”来形容丈夫的为人。“他从来不跟我提打仗的事情,他不想让我感受到压力。他出去打仗,就像去旅行一样若无其事,我帮他理好包,给他写好清单,告诉他维他命放在哪里,怎么吃。打仗再艰险,他写信回来,只是说怎么装饰园子。”作为军人的张灵甫,刻意将年轻的妻子屏蔽在残酷的战争之外。

    19475月,王玉龄诞下一子,其时张灵甫已在孟良崮被围,却仍在电话中哈哈大笑,问的第一句话是:“儿子哭的声音响不响?”王玉龄并不知道,10天后就将天人永隔。此后,张灵甫声息杳然,无电话也无电报。军官太太们安慰她:“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一两个月没消息很正常。”她再也看不到报纸了,贴身卫士藏匿了所有报纸。此后一生,她也很少看报。

    噩耗在几个月后才传到她耳里。一天,张灵甫手下的随军杨参谋突然到访,进门即跪下大哭,递给她缝于衣中的张灵甫遗书,泣诉张灵甫临死之前的点点滴滴。至今,说到这段往事,王玉龄仍然哽咽难言,伤心流泪,60年的岁月依然无法抚平当年巨痛。“外界对他的死有很多说法,其实他是自杀的。他叫手下的刘处长向他开枪,刘处长打死四人,然后再自杀的。死之前,他开了一个罐头,分给大家吃,自己吃了两片饼干,吃饱了再上路……”她仍能清晰地背出遗书的全文:“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

    1949年,王玉龄携寡母幼子奔台湾。虽贵为将军遗孀,王玉龄每月也只能领取几十斤米面,并无生活费。其时的王玉龄很为生活犯难,自己才中学毕业,没能力出去做事,如何供养老母幼子?她轻率地将积蓄全部借给一个熟人,冀望生些利息,聊以维生。不曾料,积蓄就此打水漂,有去无回。

    王玉龄首次对本报透露,当时,她确实自杀过一次,服了DDT,被表姐送到医院,抢救回来。晕晕沉沉中,她听到表姐很是伤心,自己却了无感觉,内心一片荒芜。那以后,她在床上无情无趣麻木不堪躺了足足8个月,每天昏睡20个小时。当她终于幡然决心起床时,她告警自己:“你既不能死,就要活得像个样子,不能替张灵甫丢人!”

    她决定去美国读书。获取签证后,她甚至没有路费,向朋友借钱兑换了5000美元,方能成行。美国的头4年,她每天上午做文秘,下午和晚上去大学读财会课程,周末再去餐馆刷盘子。“那几年我常想,以后回台湾,要好好睡上一个月。”

    四年后,王玉龄在美国找到工作,将母亲和儿子接去美国,最后在航空公司工作到退休。凭一己之力,她撑起了整个家庭,也确实活得“像个样子”。

    上世纪70年代后,作为周恩来总理特意邀请的对象,王玉龄得以自由往返大陆。退休后,她开始做生意,在台湾、大陆、美国之间商贸往来。1996年,她的儿子张道宁在上海嘉定开厂,她开始居住于国内。现在,她长住上海,担任黄埔同学会香港分会副会长一职。儿子由于生意缘故,在台湾与上海穿梭往来,时常来看望她。而她也不介意独处,她早已习惯。

    20074月,孟良崮战役60周年之际,她与儿子一起,首次踏上山东孟良崮,在张灵甫当年“成仁”之处献上鲜花。凄凄往事,王玉龄怯于重温,她的态度是“尊重历史,面向未来”。而她心中秉持的爱,超越生死。

     

    王仲廉侄媳徐贞利:小人物卡进历史大变局

    借着昏昏蒙蒙的光影,迟迟疑疑地撞进了徐贞利老人的居所,乍然入目的感觉惟俩字:小与乱。10平方米的斗室环墙拥挤林林总总的杂物,屋中央横贯一根绳,上面搭着色彩晦暗的毛巾,更增几分凌乱。室内大件有一床,一桌,一橱,一两人沙发,挤挤挨挨,少有间隙,所谓“容膝”,此之谓也!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湫隘的陋室却惟艰惟难地容纳三人:徐利贞老人与她的两个女儿。

    徐贞利老人已94高龄,身形瘦、矮、小,可她并不昏朽与萎靡,似乎也未被周遭物质的寒酸与纷乱所贬抑,她静静地端坐于沙发,以守持了一辈子的教养与风度同记者款款对话。

    其实,记者本想叩访的是徐贞利老人的夫君王钟琴先生,王钟琴乃黄埔一期生、抗日名将王仲廉之侄,且又曾追随王仲廉征逐于抗日沙场。怎奈王钟琴先生已于2007年春驾鹤西去,斯人已逝,音候已绝!好在徐贞利老人也经历了那个高亢而悲怆的年代,而且,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磨难与困厄,作为知识女性的她,亦是百感沧桑,感喟无限!

    上世纪40年代初,徐贞利老人学校毕业后即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考试院任职。也就在这个时候,她首度瞻仰了王仲廉将军的丰仪。那时的王仲廉在兵马偬倥之隙来重庆禀职。“他人不高,骑着马,在街上闲步,毫无大将军的威严与霸气。我叫他叔叔,他也很温和地同我招呼。”徐贞利老人回忆起60多年前的那一幕,描述依然清晰,且回味盈盈。

    王仲廉将军1904年出生于安徽萧县,1924年满怀济世救民的激情而入黄埔军校,从此一跃成为国民党的军旅“明星”。29岁当师长,32岁升少将,34岁任军长,36岁扛起中将肩牌,39岁官拜集团军总司令,一路走来,平步青云!军衔并不是军服华丽的装饰,它往往注释着军衔拥有者的战功。王仲廉将军的军功确有可圈点之处:1937年长城抗战,王仲廉作为89师师长,镇守居庸关南口,拼力抵敌,日军畏之。1938年台儿庄大战,王仲廉率85军增援,组织敢死队与日军肉搏,对战役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1945年的4月至8月在河南西峡口,王仲廉作为31集团军总司令率10万大军,与日军5个师团及多个机械化师对峙,日日搏战,无有间隙,直至抗战胜利。

    “以后他就落魄了,1949年前有一段时间,他就闲居在上海的甜爱路。”徐贞利不动声色地删剪了难言的历史纠葛。饶是王仲廉本人大约也是难以面对1945年之后的挫折与落魄。

    1948年南京政府败相已显,徐贞利夫妇被遣散。他们的生活也走到了历史的犄角:留大陆,还是去台湾?那年除夕,著名历史学者周谷城(徐贞利妹妹的公公)请他们夫妇吃饭,周以长者与智者的身份规劝他们留下,他们夫妇唯唯诺诺,决定留下。而且其时的王钟琴病足,不良于行,一动不如一静。恰此时,王仲廉也邀约徐贞利去他甜爱路的大洋房。他说,他要去台湾了,请求徐贞利夫妇能住到他的房子里去,帮他看房子。徐贞利拒绝了。“还好没住进去,否则,我怎么也洗刷不清了。”时间已过去了这么久,社会的情状亦大为丕变,但徐贞利依然庆幸如昨。

    从此,徐贞利夫妇再也没见过王仲廉将军。几十年来,王仲廉在台湾苦度半退休的寂寞生活(他成了蒋介石政府的一个点缀式的顾问人员),而徐贞利夫妇则难以避免地(简直就是宿命!)遭遇了另一番风浪。王钟琴1952年赴新疆工作,因他的思想不驯服与所谓的“历史问题”,陷落囹圄20多年。而徐贞利则以超限度的忍耐和极端浇薄的物质资源,苦苦经营着母女四口人的生活。其时,他们居住于多伦路的8平米窝棚内,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徐贞利的40多元工资收入,其中的艰辛,罄竹难书。每次政治运动来袭,徐贞利总是如履如临,惟谨惟慎,深自收敛。如此,才蹭蹭蹬蹬捱过了几十年苦难日子。

    “都过去了”,言及此,徐贞利有种历尽炎凉后的轻松与大度,但,目视着因遭遇“文革”而神经失常、年已花甲的二女儿,她又悲戚。

    上世纪80年代初,王钟琴脱离牢狱之灾从新疆归来,一家人才算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而后,两岸有了曲折的交通,王仲廉亦时有来信,每每表达着一个执着的愿望,很想念老家,很想念……他还托人将自己的回忆录《征尘回忆》带给徐贞利夫妇。但终因当时两岸严冰未能破解,他未能回归故里。1991年,王仲廉在台北病逝。至今,徐贞利还珍藏着台湾寄来的王钟廉讣闻。

    现在徐贞利老人的居室仍然局促,经济仍不优渥,可她已很感满足,她对人世的品鉴已然通达,她说:“我们是小人物,不小心卡进了历史的大变局。”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不以英雄父亲自矜自夸

    在上海杨浦区谢继民家并不轩敞的饭厅里,有一座谢晋元将军的半身铜像。2003年,上海奉贤海湾寝园陈列名人雕像,黄埔四期生谢晋元将军也荣列其间,谢继民托雕塑师多翻一个模子,原样拓剥奉于家中的。今年已七十有余的谢继民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指挥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谢晋元将军,他只能以这样无奈而近乎绝望的方式来寄托自己的念想。他家中甚至没有多少父亲的照片。谢晋元1941年牺牲于上海“孤军营”时,他的父母妻儿正在广东蕉岭老家艰辛度日,其遗物也被“孤军营”战士在颠沛流离中散失于日军监狱。父亲的种种信息,谢继民大多是从报纸、网络上敛集而来,苦难的战争,让谢继民终身不得体验父爱,“父亲”两字在他心中凝固成一种抽象的精神与象征。

    1936年春节后,时局日危,中日之战已在所难免,时任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第五二四团中校团副的谢晋元护送妻儿回广东老家,以便无所挂牵,决绝抗日。其时,谢继民尚在母腹中,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也在稚龄。谢晋元椎心承诺:抗战胜利,即接他们返沪。

    然而,此别竟成永诀。

    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开赴上海作战。8.13淞沪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屡战屡挫,屡挫屡战,最大限度牵制了日军。将近3个月后,决定大部撤出上海。1026日,谢晋元临危受命,率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第五二四团第一营四百多人(为迷惑敌人,对外声称“八百壮士”),留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后撤,并以此壮大国际视听。四百多壮士尽显中国军人英勇本色,挡住了日军的多番进攻,重新振奋了因淞沪会战受挫而下降的中国军民士气。坚守四昼夜后,谢晋元率部撤入英租界,但随即被缴械,送至胶州路隔离羁押,长达三年多,上海市民称此处为“孤军营”,蔚然而为上海沦陷区抗日精神的象征。在“孤军营”,谢晋元拒绝敌人多次劝降,坚持操练,鼓舞士兵时刻保持高昂的斗志。 1941424凌晨5点,谢晋元被汪伪政权所收买的四名士兵刺杀身亡。共有超过1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三天内拥进孤军军营瞻仰其遗体的达25万人次。

    194158,国民政府通令嘉奖,追赠谢晋元为陆军步兵少将。

    此时,远在广东的妻儿老小,正胼手胝足,遍尝艰辛,惟赖妻子凌维诚一人耕种几亩薄地,养活父母和四个子女。“母亲每天起早落夜,什么都做,挑粪、浇田、插秧,一个女人干的却是男人的活。”起初,还能接到谢晋元由香港等地辗转寄来的信件与钱,偶而会有一些炼乳。这些微薄的慰藉很快丧失,谢晋元终于未能兑现接妻儿返沪的诺言。

    1941年,凌维诚赶赴重庆,领取国民政府颁发的50万元法币抚恤金。其时,谢晋元的老父尚在,凌维诚将钱一分为二,与公公各持一半。“祖父将这笔钱置了七、八亩薄地,可以靠收租度日。母亲的一半则留着补家用,供我们兄弟姐妹读书。”谢继民说。

    抗战胜利,谢晋元的妻儿重回上海,此时,距离沪已是漫漫10年。

     “可能是从小苦惯了,我一直不会花钱,有钱也想不出来要买些什么,三顿饭能吃到就好。”70多岁的谢继民确实节俭,衣着朴素,家庭陈设也简单朴实。他的节俭从小养就,17岁参加工作后,每个月50多元的工资,交30多元给母亲贴补家用。自己留的20元,他也吝于花费,存到几百元,再给母亲添些大件。

    身为抗日英雄的家属,谢晋元的妻儿并未享受到太多的优遇。解放后,经当时上海市长陈毅特批,他们一家原先居住的海宁路三层小楼和“孤军营”所占60多亩土地,交付他们全家使用。凌维诚将海宁路小楼底层作店面出租,自己一家住二楼,三楼则用于安置一些穷困的孤军营战士。“孤军营”所在地的使用权,她在利用其筹满“孤军营”战士的返乡路费后,1952年就放弃了。她先后在江南造船厂幼儿园、里弄幼儿园任职,用并不丰厚的薪水养活全家。

    尽管有“抗日英雄”光环护卫,凌维诚一家还是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一夜之间,凌维诚被恶谥为“国民党反动军官家属”、“内定特嫌”,抄家、批斗轮番袭来,谢继民也被迫写检查,“老实交待”。谢晋元在“孤军营”的墓碑也遭毁弃,墓地甚至被围以篱笆,据云是为了“不要让‘反动军官’造成恶劣影响”。

    当年的荒唐与喧嚣已冉冉成为历史,1983年后,一直工作于基层的谢继民被吸收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成为杨浦区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谢晋元将军的墓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郑重迁入宋庆龄公墓。可世态的炎凉与个人运势的波折升腾,于谢继民并无太大的触动。他早已被人生的沧桑滋养出低调性格,不以英雄父亲自矜自夸,自甘平淡,宠辱难惊。

    还原历史的真实,是谢继民真正在乎的事情。20059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将国民党军“八百壮士”与八路“狼牙山五壮士”等并称为“英雄群体”,称他们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谢晋元很感欣慰:“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先辈不能有亵渎、污辱,应该给他们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磁悬浮原稿

    磁悬浮欲借四万亿东风还魂

    本报记者 王珏磊 发自上海

    备受争议的上海磁悬浮项目,近日正在悄悄地酝酿重启。尽管在今年1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韩正市长谈到磁浮项目时表示,“现在还在多方案比选和论证过程中间”。然而,已有消息传出,在国家4万亿的大背景下,磁悬浮欲借此东风,再度上马。

    据最新消息,129日,在中德两国总理举行的系列会谈后,中德双方签署了“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向中方转让部分磁悬浮列车技术”的合作协议。

     

     

    线路改地下 强推上海段

    上海浦东,南浦大桥与卢浦大桥之间,世博工地在春节期间沉寂了半个月后,工人们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劳作。附近居民已经习惯了工地上的扬尘与喧嚣,但,很少有人知道,除了面前这方日日新月月异的大工地之外,另一个可能就从他们脚底穿行的大工程,已在悄悄的酝酿之中。

    据消息人士透露,搁置已久的上海磁悬浮工程可能重启,浦东段从现有磁浮示范线的终点龙阳路地铁至卢浦大桥段几乎全部改走地下,在地下25米深处与地铁并驾齐驱。经过调整后的地下线路,东自龙阳路站,沿白莲泾向西,在雪野路、南环路之间穿越世博园区,西至卢浦大桥。但,由于项目敏感,磁悬浮具体工程项目仍处于保密阶段。

    家住浦东南路的李捷(化名)对地底的这项大工程已有风闻。“我们是百姓,不能也没有资格决定工程的起与伏,但,政府应该有明确的公示,并且让沿线的居民和相关利益者参与讨论。把事情搞得这么机密,我很不理解。”

    之前曾掀起反对磁悬浮声浪的莘庄附近小区居民对此事也少有反应。在搜房网的翠堤春晓——春意苑(莘庄附近小区)的业主论坛上,有人贴了一则磁浮悄然重启的新闻,已有200多人浏览过,但无一人发言。搜房网站长告诉记者,现在网上关于磁浮的消息也是“敏感内容”,这也许是大家谨言慎行的原因。据他所知,现在的莘庄“静悄悄”,曾经悬挂在某些小区的反对悬浮的标语也已消失无踪。磁悬浮似乎已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去。

    虽然在外界的印象中,沪杭磁悬浮项目由于备受置疑,已被“无限期搁置”,但事实上,上海市有关方面对于磁悬浮从龙阳路到虹桥机场段的延长线方案的讨论和认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人曾说过,上海要建成一个“超一流的城市”,“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所谓“别人没有的”,大约就是磁悬浮了。政府希望能够拿出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争取利益各方的认同,促成这个项目最终上马。

    去年1217日,在上海市政府一次内部会议上,磁悬浮项目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次会议由上海市建委牵头,与沪杭磁浮上海段相关的各方都参与了讨论,包括磁浮公司、上海市税务局、电力公司、国土资源局、市规划院、市政设计院磁浮设计组、隧道设计院等。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时间不长,主要是“务虚”的,“为大家建立一点信心。”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讨论了磁悬浮浦东段改走地下的方案。与会专家表示,磁悬浮改走地下,安全系数会大大提高,“噪音和磁辐射将无法传导至地面,沿线居民之前对项目带来的健康和居住环境方面的困扰一扫而空。”此外,还可以节约沿线居民的动迁成本。

    至于为什么此时重提磁悬浮项目,支持者的理由是,在国家4万亿投资的背景下,磁悬浮作为大型基建项目,获得国家批准的可能性大增,并且可以增加大量就业。此外,也切合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借磁浮进一步发展上海的公共交通。

    据知情人士称,上海市政府已就此项目和国家发改委进行了接触,前景乐观。

     

    强推上海段的“独脚戏”

    尽管上海市政府对磁悬浮延长段信心满满,但能否获得国家批准尚是未知数。据有关人士分析,磁浮延长线项目之前以“机场快速公交工程”的名义,作为世博会配套大型工程项目,以承担上海世博会客流“分流”的功能,获上海市政府批准,因此在沪杭磁浮尚未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的前提下先行上马,启动拆迁,已引发社会公众的上访与“散步”抗议。此次,若磁浮上海段重启的消息传出,难保不会再度引发公众抗议。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个项目可能引发“不和谐”因素,将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

    而照眼前的情势来看,即便改走地下的磁浮延长线项目能获批准上马,最快也要2009年底才能动工,已不可能赶在世博会召开之前完工,其最初的建设理由“为世博会客流分流”已不复存在。

    而政府内部也存在反对意见,主要的意见是连通虹桥、浦东机场的上海地铁二号线延长线早已启动,此线与磁浮延长段无论在线路上还是功能上都具有很大的重复性。此外,随着沪杭高铁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下月将正式开建,与沪杭高铁同样高度重合的沪杭磁浮的前景更显疑虑重重。根据规划,沪杭高铁北起上海,经嘉兴至杭州东站,全长近159公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公里。上海科学院磁技术首席科学家魏乐汉分析:“从上海到杭州,乘磁浮列车25分钟到,票价预计在150元,乘高铁会多花10分钟,但票价只要50元。性价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就等于判了磁浮列车的‘死刑’了,有多少人会愿意为节省10分钟而多花100元呢?”

    据媒体报道,杭州市长蔡奇此前已表示,由于沪杭高铁的修建计划即将启动,沪杭磁悬浮列车的扩展工程可能会被延迟。

    当记者致电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就此事加以求证时,工作人员很干脆地以“不了解、不清楚”来回应。浙江方面的冷淡,也让上海市强推磁浮上海段显出几分“唱独脚戏”的尴尬。

     

    “昂贵的交通玩具”

    用全国人大代表、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的说法,磁悬浮就是个“昂贵的交通玩具”。确实,磁悬浮的昂贵为一般交通工具望尘莫及。

    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工程师、长定子线圈负责人克里斯汀·罗辛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磁悬浮项目一公里的造价约为6000万欧元,折算成人民币是6-7亿。此前磁浮浦东示范线的造价也证实了这一点。磁浮浦东示范线自浦东机场始,至龙阳路地铁站终,全长31公里,造价为238亿元人民币,每公里造价为7亿多元。“这只是磁浮地上段的工程造价。”魏乐汉说,“如果磁浮走地下,具体要多少钱不敢说,肯定是贵了不少。而且地下段的工程难度也比较大,磁浮列车车身远比地铁高,有3-4米,土方量也相当大。”

    而磁浮延长线在浦西的地上部分同样花费不菲。由于沿线居民区密集,据专家估计,动迁成本几与工程成本持平。为什么在人口密集的浦西段不能仿效浦东走地下,以节约动迁成本呢?据一位曾参与磁浮工程的企业家分析,这是由于浦西地下管线复杂程度远超浦东,如果改造地下管线工程,“一方面太过复杂,另一方面成本也难以预估。”

    200712月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网站上公示,沪杭磁浮上海机场联络线规划线路总长达31.8公里。也就是说,即便不考虑地下段增加的成本与地上线的动迁成本,磁浮延长线的造价至少也要与磁浮浦东示范线持平,达200多亿元。这使得原先预的投入的60亿元显得像是“杯水车薪”。

    目前磁浮浦东示范线糟糕的运营状况,也为磁浮延长线上马又增添一重隐忧。据报载,负责磁浮列车示范线建设与运作的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20008月,由上海申通集团、申能集团、上海国际集团、宝钢集团、上汽集团、上海电气集团、上海浦东发展集团七家公司共同出资30亿元人民币组办,后增资至45亿元,但几年运营下来,净资产目前已下降到34亿元,负债总额则高达72亿元。2004年,官方数据报道磁浮公司亏损1亿多元,2005年报亏4亿多,之后就不再公示相关数据。情况应该未见好转,很明显的一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磁浮列车的乘客越来越少了。

    记者致电磁浮公司求证此事时,公司前台一口回绝,声称公司从不接受媒体采访。而据记者从其他途径了解,磁浮公司有关人员表示,公司对是否建造磁浮延长线并不知情,但“公司还在,上面说要建就建”。并且,磁浮公司对运营前景也谨慎乐观,有关人士称,浦东示范线的亏损主要是由于线路太短造成的,磁浮只有长线运营才有可能盈利。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教授孙章一直是磁浮技术坚定的支持者,在他看来,在磁悬浮浦东浦西段打通后,甚至沪杭连接后,将能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盈利也并非没有可能。

    作为磁浮公司七大股东之一,上海电气集团却对磁悬浮的“钱途”有些疑虑。公司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据他所知,电气集团并不关心造不造磁浮的事情,目前对磁浮公司也没有增资计划,他们已经“亏了很多了”。就算磁浮延长线要上马,他估计应该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在4万亿的范畴内,不大可能让电气集团增资。

    另一股东上汽集团有关人士则反问记者:“如果你是公司CEO,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你会投资一个前景不明朗的项目吗?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绕不过去的辐射与噪音

    作为全球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浮线路,浦东示范线的确有着“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与魄力。它所采用的是德国1934年申请专利的常导技术,在交通工具必备的“安全、可靠、适用、经济”的指标上,似乎还有些难符。其电磁辐射和噪音,便是之前引起社会公众广泛质疑的两大“靶心”。

    2007年,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即在媒体面前表示,大量测试已经得出结论,3—5米过渡区域之外,磁悬浮的电磁辐射几乎完全衰减,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非常小;对于噪声问题,则将通过线路优化,以及磁悬浮在市区限速行驶等方式予以改善。200812日,磁悬浮方案的环评报告也在上海环境热线网站上挂出。报告称,工频电磁场,在200km/h时速下,车厢外5m处电场强度约为0.000318kV/m(标准限值为4kV/m)、磁感应强度约为1.28μT(标准限值100μT),均远低于相应标准,与环境背景水平一致。

    然而,沿线居民却仍然担心,自己会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电磁辐射环境下。

    “目前我国对长时间的电磁辐射并没有适应标准。”北京邮电大学环境电磁学及电磁兼容技术科研所所长高攸纲指出。高被认为是中国电磁领域权威专家之一。他说:“所谓100μT的安全标准,是欧洲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的一个推荐标准,针对的是短时间辐射。而对长时间的电磁辐射,美国、瑞士的标准都是1μT,对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标准则是0.2μT。”

    高攸纲建议:“首先,针对长时间电磁辐射的标准要尽快制定出来。其次,专业部门要去实地测量,磁浮沿线的辐射到底是多少。”对于磁浮列车改走地下,电磁辐射无法传导至地面的说法,高攸纲也明确地加以驳斥:“土地与空气的导磁力是一样的,土地并不能更多地吸纳电磁辐射。有关部门考虑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要为人民群众的健康负责。”

    距磁浮列车究竟多少米之外才算安全,魏乐汉给出了法国的参考数据:300米。而上海市环保部门确定的安全数据是22.5米。目前浦东示范线仅有50米的隔离带,规划中的磁浮延长线,距小区建筑最近的距离不过30米。

    噪声也同样为人所诟病。西南交通大学超导研究开发中心研究员王素玉乘坐浦东磁浮列车后发现,在列车跑到300公里的时速时,噪音“类似飞机起飞”,“据说达到90多分贝” 。魏乐汉更是拿到了具体的数据:磁浮列车在时速达到430公里时,距列车25米之外,测得的噪音高达104分贝,“就像打雷一样”。而一辆重型卡车全速开过时,5米开外测得的噪音不过90分贝。“如果身处轨道下面,磁浮列车开过,肯定是要吓一跳的。”

    “在时度达到300公里以上时,抖动也出现了。”王素玉告诉记者。“常导技术是用普通直流电磁铁电磁吸力的原理将列车悬起,每一节车厢有20多个磁铁去吸引轨道上的铁片,而要控制吸引每一块磁铁的电流同步,是非常困难的,控制不好就会发生抖动。”

    还不止于此。据魏乐汉称,磁浮浦东段改走地下,又生出另一重安全隐患。不健忘的人们应该还记得,20068月,正在行进中的磁浮列车突然起火,电池被认为是罪魁祸首。魏乐汉却有不同的看法:“磁浮列车运行需要大量的电能,托起1节车厢便需要100千瓦的电力,如此巨大的电能会产生相当的热量,目前散热主要是靠列车高速行进时产生的风力。列车起火,我认为很可能是因为8月酷暑,使得散热不畅。”现在,磁浮列车改走地下,其高速优势难以体现,用于散热的风力便显吃紧。并且,在有限的隧道空间内,列车前行压缩前方气体,列车的能耗更行加大,需要散发的热量更多,“很容易导致起火。”

     

    三种技术之争

    拜上海磁悬浮之赐,磁悬浮这几个字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与电磁辐射、噪音划上了等号。事实上,磁悬浮未必高辐射、强噪音。在上海磁悬浮采用的常导技术之外,目前还有超导技术、永磁技术。只不过,与官方大力推进的常导技术相比,超导技术与永磁技术颇显冷落。

    超导型磁悬浮列车也称超导磁斥型,是利用超导磁体产生的强磁场,列车运行时与布置在地面上的线圈相互作用,产生电动斥力将列车悬起,速度可达每小时 500 公里以上,在1000 1500 公里的距离内堪与航空竞争。西南交通大学的王家素、王素玉夫妇,早在2000年就造出了全球首列载人高温超导列车,并且保持“世界第一”四年之久。王素玉告诉记者,由于超导型列车的悬浮不采用电力,电力只作为列车的导向力,因此耗电少,电磁辐射明显降低。但,据魏乐汉评价,导向力不足是其商用的致命缺陷,并且,超导型列车的运行,要在模拟低真空环境的管道中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这谈何容易!”去年年中,湖北省随州市拟上马一条采用超导技术的磁浮列车,并且引入了美国的风险投资,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魏乐汉则是我国永磁技术“第一人”。2003年,在上海师范大学,他设计制作出院国内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永磁磁浮列车MAS3型磁浮样车,车长2.63米,宽1.25米,可乘坐6人。“我的永磁车导向、悬浮都不是电磁原理,不存在电磁辐射。并且负载能力大,结构简单,造价也低,1公里的造价在1亿元以下。”然而,魏乐汉也承认,由于资金限制,他目前还没能制造出11的样车,距商用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目前德国的常导技术应该说是最成熟的技术,但,由于电磁辐射与噪音无法消除,这一技术前景晦暗。”魏乐汉说。

    而无论王素玉,还是魏乐汉,都抱怨科技部对自己的技术支持太少。王素玉称,尽管她的超导列车被国家专利局评为2005年三个金奖专利之一,但,科技部仍然表示,“在上海磁悬浮之后,才考虑超导技术。”魏乐汉更是向记者诉苦说,上海市科委曾明确告诉他,照德国人的做就行了,不再支持其他研究。而无论超导技术还是永磁技术,其资金投入都不是一般民营企业负担得起,必须要动用国家力量才有可能。

    “上海磁悬浮之所以得到科技部大力支持,说到底还是科技部与铁道部的‘路权’之争。”魏乐汉说,“铁道路垄断路权,而磁悬浮不属铁道路管辖,一旦造成,也就抢夺了部分路权。这也许是科技部的根本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