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值得记录的辩论，因为，它告诉我，一个社会学家并不一定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辩论是从采访开始引发的。这位社会学家（姑且隐去他的名字）对着我说了一大通，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是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必然，99%的人有罪，就意味着不是罪，就没有必要追究了，毕竟他们已经为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纳了税、提供了就业岗位，他们已经作出了贡献，这时候，再去追究所谓的原罪，便是弱者的心态。

我恩恩地敷衍着，他于是认为我没有理会他的意思，问我：“我说的超出你的理解范围了吧？”

我还是小气的，我并没有一笑了之，或是淡淡地说一句：“我没有那么笨吧？”小气的我开始反击了：“我只是想法与您不同而已。”

我说，企业家既然有原罪，应该化掉一些，来路不正可以化得正。他立即接口：“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你搞混在一起了。”接着又问我：“你不是要清算吧？你要搞革命了！你们记者很厉害的，影响很大的。”好厉害的社会学家，果然是善于联想，我建议富豪们做些慈善，他竟然立刻就联想到我想搞革命了！

我还在争辩：“……因为他们致富的过程中，占有了不太公平的资源……，应该公平一点的……”

“公平？社会上就没有公平可言！没有必要公平！只要感觉公平就可以了！”他振振有辞。

“那么，如果两个人做了同样的事，可是一个人得了一千元，一个人只得了一元，这样可以吗？公平吗？”我还在追问。

“那只要告诉得一元钱的人，人家为什么得一千元，你为什么得一元，他服气了、接受了就行了，就公平了。”他这样解释。

原来如此，原来你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只能勉强糊口，而他轻轻松松大把银钱进账，并没有什么不公，只要有人告诉你，他爸爸是大官，而你爸爸只是个泥腿子，这就是他比你舒服比你好过的原因。你服气了，认输了，这就公平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接着又点醒我：“像你这样的想法，你在生活中也不会是个成功者。”对，因为我不赞成丛林法则，我不愿意参加到剥夺别人的狂欢中去，我显然不适合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无法加入胜利的企业家的行列。

我告诉他：“也许我不追求这个。”

 

还说到了犬儒主义。这个词是我先提出来的，我说，如果一个社会只知道追求钱，没有别的价值体系，岂不是非常的犬儒主义。他先问我：“你知道犬儒是什么意思吗？”我说，虚无。他于是说：“怎么会犬儒呢？追求钱就不犬儒！有追求就不犬儒！”

 

后来又说到了道德。他先问我：“你是学什么？”我说：“新闻”。“哦，那怪不得，很多东西你不懂的。你不懂道德是什么。”他于是先下了断语。

他：“不要谈什么道德。中国就是太有道德了，所以事情做不好，从古到今一直在讲道德，道德实在太多了。如今不要道德，只要法律，这样就好了。”

我：“中国真的道德太多了吗？在我看来如今却是道德沦丧的时代，几乎没有道德底线。”

他：“你不要把自己的道德强加于人。”

这倒点醒我了，确实，我是不应该把自己的道德强加于人，但，一个社会学家公然提倡，社会不需要道德，这是可以的吗？

他继续阐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德。你有你的道德，他有他的道德，没有什么绝对的道德。中国的道德说到底只有一条，就是孔老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就连这一条也不是道德，是黄金律。不要去干涉别人，让每个人去做每个人的事。”

原来如此，原来，你可以孝顺父母，你以孝顺为道德，他也可以不孝父母，他有不孝的道德。原来如此！

原来，社会学家的意思是，在这个丛林中，剥夺者可以以剥夺为道德，如果你是个被剥夺者，请不要妨碍别人剥夺你的自由，让剥夺者尽情地剥夺。然而，这些剥夺者有没有想过，没有人愿意被剥夺，他们自己“不欲”的事，为什么又强加给别人了呢？！